半个世纪的回首——湘潭市图书馆岁月随笔

    1954年，湘潭市图书馆刚从南岳搬来不久，那时的馆址在“专市干部业余文化学校”内，大概是现在的文化宫后门这一块。由于我从小就爱看书，什么书都看，湘潭市有了公共图书馆，我可以进去看书，真是高兴极了，很快我就搞了借书证，并成了图书馆的义务服务员。第二年五月，大同北路新馆（即现在建设北路人大常委会院内）建成并开放。直到1958年，我的义务服务员工作从未间断。这年七月，我从市扫盲工作队回来，因为工作结束了，一天我去市图书馆看望几个月未见的老同志，宋洁夫馆长见我来了，对我说：“小谭，听说你参加扫盲工作去了，扫盲搞完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刚刚结束，正准备去湘潭市铜线厂去，体检都搞了呢！”宋馆长说：“小潭你喜欢看书，又在我们这里搞了几年义务服务员，工作还不错，愿意到图书馆做事吗？”听此，心中非常高兴，来到这书的海洋里，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，连忙问：“是真的吗？”宋馆长说：“当然是真的，只要你愿意，下月就来上班，就这样，我办好了手续，参加了图书馆工作，每天除了工作，就是看有关图书馆的业务书籍，晚上还去干部红专学校读书。
     1959年底，湖南省艺术学院招生，该院设有图博系专业，对此，我是多么向往啊，并对宋馆长说，自己想去考这一专业，进一步深造自己，宋馆长说：“只要你考得起，可以让你去学习。为了能考取这一学校，我利用一切时间加紧准备，每天复习到深夜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最后我终于考取了，带薪参加了湖南省艺术学院图博系，学习图书博物方面的专业知识，其中大部分是以图书馆业务为主要内容。
    学习期间，我们曾在省中山图书馆、中南矿治学院图书馆、湖南医学院图书馆进行过实习。近一年半的学习，使我学习了图书馆的各项业务知识，对我以后在图书馆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。至今，我每当回忆往事，深感图书馆培养了我。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步。

苦日子 

    在六十年代初那种天灾人祸的日子，我正当年轻二十多岁，每天除了下乡或去工厂办图书流动站外，还要利用空余时间在图书馆的围墙内种蔬菜以解决粮食的不足，记得我们种有红萝卜、油菜、苋菜、南瓜等。每次和敖满生从外面回来，肚子饿了就偷偷地扯几个红萝卜吃，虽然是自己种的，但宋馆长见了还是会批评的。当时馆里办了食堂，每歺每人只有二两米饭，为了使饭蒸出来多多的就蒸两次，叫“双蒸饭”，或者放点苏打去蒸，蒸出来的饭也多，其实都是二两米，只是为了把肚子填饱，吃苏打蒸饭饿得更快。蔬菜出来了，每人每歺就一大海碗苋菜或南瓜，那一海碗足有五斤重，每个人都吃得精光。每次下乡回来哪怕再晚，肚子饿得打鼓，也没办法在外面吃歺饭或其它零食，一是没钱，二是没有粮票，因为拿了粮票，就等于减少了食堂买油的数量，因此单位不肯拿。那时也没什么误歺费，回来，食堂留给我们的是二两谷粉蒸的缽子饭，两三口就吃了，所以我们晚上就出去找吃的，二十多元的工资，除了交食堂伙食费外，大多吃零食吃了，当时什么稻草糠头磨碎的黑黑的法饼呀！甜酒水呀！最好的是锅面，但要时间排队占坐位，价格又贵，对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。那时许多人均不同程度的得了水肿病，这样的日子终于熬过去了，今天回想起来，真还有些害怕。

搬　　迁

    1960年，图书馆要从大同北路（即现在的建设北路）迁到雨湖路，这是一栋四层楼的鸽式小洋楼，据说当时是作为无钢筋结构的试验品。一是面积小，二是楼道狭窄，如果发生意外，极不便于疏散读者，二是图书馆原先从南岳搬来的老式大书架，不好上楼。可是当时的决策者，对此不予考虑，一声令下，就要马上进行。当时正是过苦日子的时候，每歺吃双蒸饭，肚子都吃不饱，上面又没拨搬迁经费，就靠当时馆里几号人用两轮板车和肩扛手提。那时我们几个后生便成了当然的主力，有敖满生、湛快生、翁鹤松和我几个年轻人，每天搬家不止，那些老式的黑色大书架，要搬上五楼，弯来拐去，加上肚子又饿，真是苦不堪言。年纪大的如宋馆长、欧阳逵老师及女同志老卢、陈慕生都付出了劳动，记得当时宋馆长都累得吐血了。然而靠着我们的毅力和拼劲，偌大个图书馆那么多笨重的书架和数万册图书，在没有外力支援的情况下，却被我们搬了过来，今天回想起来，还真有点为自己和当时参加搬迁的老少同志骄傲和自豪呢！

下　　乡 

    1964年至1965年那段时间，为办农村图书站、图书室，我和刘德云同志每天总是往周边各乡村奔跑，那时的交通很不方便，没有汽车搭，通常是骑单车，馆里单车不多，不是每人都有的，去各乡村的路，多是土路和沙石路，骑车颠簸得很厉害。记得一次我搭德云去正江乡（即现在的竹埠港一带，往返40多里）办图书室，正江是文化系统办的点，我们是沿着河东大堤去的，那时的河东大堤不平，骑单车不是那么好走的，但我们年轻胆大，不怕颠簸，骑着车观赏河堤两岸的自然景色和河中的白帆，有说有笑也不觉得怎么累，单车常常突然一个大的跳跃，把坐在后面的德云簸了下来，几个翻滚，刘德云滚到了堤下，可吓我一大跳，问她摔伤了没有，她却若无其事的爬了起来，一面拍打满身的尘土，风趣地说，我是练过功的，从小在京剧团学武旦，摸爬滚打惯了，这一下翻滚算不了什么。这以后，从单车上跌下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
    有时晚了，回不来，我们就各自找农村小青年们搭铺，这也是平常的事。

党团联合支部 

    60年代初，我们市图书馆和市新华书店的党团支部是联合的，故此许多活动也常常联合起来搞。我们那时下乡、下厂办图书室，书店的同志就与我们一道带着农村和工厂相关的科技图书，结合当时政治形势的通俗读物、宣传图画搞展销。记得我们在长城乡花园村（即伍家花园一带）建图书室，就是我和刘德云，及市新华书店的陶舜成、郭文如四个人。我们那时都年轻，又都是共青团员，在长城乡花园村搞图书展销，借来农民家的门板、扮桶，扯起绳子，把有关农业生产的科技图书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通俗读物，破除迷信的宣传小册子和各种宣传画挂了起来，晚上我们还举办了灯谜晚会。与当地的农民关系搞得很好，和他们的青年和团员打得火热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那时花园村团支部书记王国强此后与我们曾交往了几十年。
    去年，我为调查一件墓志的事去了伍家花园，打听到40年前我们曾食宿过的王大伯，听说老俩口还健在，就特地步行七八里找到了老人家，两老均80多了，身体都还很好，房子再不是过去的平房矮屋了，建起了三层的楼。谈起我们40前年在他家借宿、搭歺，在他们乡搞图书展销办图书室的事，两位老人还记忆犹新，滔滔不绝的谈起往事，宛如昨天。

史无前例的日子

    在那场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湘潭市图书馆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这历史的旋涡之中，业务工作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，读者大量减少。随着文化系统造反组织纷纷成立，为了适用形势，图书馆也成立了隶属于文化系统“红艺兵”的“红樱枪”战斗小组，虽然成立了造反组织，图书馆的同志可没有一个人到外面去造反，而是去征集反映这场革命的大字报、传单和被红卫兵抄没的将要烧毁的文献图书等所谓的封资修的东西。
    1968年，各级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，湘潭市图书馆和湘潭文化馆在当时军代表的领导下，被合并为一个馆，叫“革命文化馆”，并选出了几个人成为领导小组成员，当时我也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。到1969年，文化系统大部分干部都纷纷下放到农村劳动，连户口也迁到了农村，当时真是一种文化系统将要彻底取消之势。为了生存，大家纷纷学习求生的本领，每个人都在图书馆找资料，什么木工技艺、医疗技艺、什么打银针、画像、照像技艺等等手艺，以求将来能有一技之长不会饿死，我们馆第一批就下放了不少同志，我、宁南勋和卢琳等都在第一批被下放了，真正到农村干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涯。一年后，当时的上层可能发觉文化系统还不能捣烂，还需保留，故此我们才陆续的调了回来。然而下放时借走的资料，却未见有还回来的。

永远的遗憾 

    公共图书馆本应是收藏各种图书资料、地方文献的部门，丰富的图书资料是图书馆的荣耀，也是衡量图书馆利用价值的重要因素，因为丰富而全面的图书可供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，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。作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，特别是图书馆的领导更应给予重视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领导缺乏这种意识，至使许多珍贵的图书资料和地方文献都在手边流失了。在我和宁南勋同志的记忆中，就有如下几件：
    湘潭市图书馆刚从南岳搬来不久，南岳地方政府又从民间收缴了八万余册图书，其中大部份是古旧线装书，当时省文化局胡真局长要我们湘潭派人去挑选，馆里宁南勋、江达平和欧阳逵去了。胡局长说除选部分善本书留给省馆外，其余的要我们湘潭市图书馆可以全部拿走，至少可以拿回四、五万册书，且不要花一分钱，当时的领导却说不要，此其一。
    其二，解放初，原湘潭县民众教育馆的一批图书资料（其中有线装报刊、字画拓片）移交给了市文化馆，条件是要出币100元作还债开支，当时文化馆的负责人欧阳濂同志问我们领导要不要，遗憾的是领导竟没要，据说后来被广州的商人全部买走，当时的《羊城晚报》报道在湘潭收集了不少文献资料，即指此事。
    其三，有一次外商运了两船古旧图书停泊在湘潭码头，当时文化馆的欧阳濂通知我们，要我们去全部买下来，当时的领导又错过了征集这批资料的机会。
    其四，“文革”中，有一位浙江大学的教授携助教一同来潭，了解有关近代民主革命烈士秋瑾的事迹，因为秋瑾的夫家是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开义源当钱庄的，秋瑾曾在湘潭居住过八年，1904年才去日本留学的。该教授在调查中发现十六总自治街派出所有一篓与秋瑾有关的资料，要我们去收回来，又是当时的领导说不要，还说放在派出所又不会被人吃了去。后来宁南勋同志参加市志办修志时，市志办的领导得知自治街派出所有此资料时，马上派人去收，可是这批鉴湖女侠的资料却被派出所当废品卖掉了。
    其五，市文化馆干部陈春生调任城内办事处当主任时，发觉民间藏有《民报》合订本和明版线装书，只要一点保留费和装订费，当时的领导仍旧不派人去征集，后来明版书被省馆得知后收走了，《民报》合订本则不知去向。
    其六，我们在“文革”中，在各办事处、废品仓库曾收回大批资料、图书字画，又是当时的领导不重视，阻止我们再继续下去收集，怕麻烦；就是收回来的也让省图书馆刘志盛同志拿走了，其中有名人字画拓片7－8件，线装书1700多册，全系个人著作。
    湘潭是人文荟萃的地方，历代文化名人不少，因此文化资料的蕴藏是极为丰富的，然而成立较早的湘潭市图书馆，本应去努力征集这一批批宝贵的图书文献资料，可由于领导同志的不重视，连送到手的图书也轻易的流失了，这是多么的令人痛心，作为当时的领导不能不说是对工作严重的失职，也使我们经办者和知情者不能不感到永远的遗憾。
    今天回忆往昔工作的失误，并非要追究某人的责任，而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借鉴还是很有意义的。

         2004年6月

         （作者原为湘潭市图书馆干部，现在湘潭市博物馆退休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