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馆长印象

四十年前，我调到市图书馆，接待我的是宋洁夫馆长。宋馆长面庞清癯，额头宽阔发亮，须发不存，个高而背微驼。当时我年轻无知，因图书馆是从南岳迁过来的，我竟以为他原本是一僧人。
    当年的图书馆有职工九名，多住在馆内，职工宿舍是一栋平房，房间成鸽笼状相向排列，中间为一通道。不管人员多寡，每户只有一间不足十平米的住房，饮食起居、生儿育女全在这几平米内展开。宋公亦安家馆内，享受同样的面积和空间，与民同乐。宋公夫妇终身无出，属“丁克”家庭；因人员密度小，房中还摆下了一个书柜和一张书桌。书柜里陈列着马恩列斯毛著作，似无其他。宋公的这些宝典绝非摆设，几乎每天皆可见他正襟危坐于书桌前，摊开宝典，精读慎思，从不懈怠。他的记忆力超群，对于马列经典，他只要微微昂起头，微微闭起眼睛，就能指出某卷某页是什么文字内容，无人敢与诘难。
    馆内有一家庭式的单位食堂——与其说是食堂，不如说是一个厨房，因为除了安下灶台外，再无多余空间。食堂吃摊伙食，每人轮月记帐。管伙食的有次将记录油盐菜蔬的帐簿丢失了，无从结算摊帐。此时，只好请示宋馆长。宋馆长不急不慌，头微昂，眼微闭，口中念念有辞，不一刻，竟能将至少半个月之内所购的萝卜白菜小葱豆腐之类，几角几分几厘，一一报将出来。当下，虽然大家都会点头认可，心里却不免是半信半疑。后几日，帐簿不知又从哪里冒出来了，拿来和宋馆长所报的一核对，竟一分一厘不差，职工们只有骇然和敬佩了。
    宋馆长眼睛特别有神，似有两道光芒外射。这两道“光芒”所表达的是喜是怒是哀是乐，外人难于捉摸，老职工一看便能判别。因为宋公多行不言之教，对人的褒扬、赞许、批评、否定全在他的眼神之中。
    宋公有洁癖，除自己天天衣冠整肃，家里窗明几净、被褥清洁之外，他对馆内的每处地方亦要求一尘不染，所以全馆搞清洁卫生的日子居多。凡此劳动，宋公绝不指手划脚、袖手旁观，而是务必躬亲，还非搞得汗流浃背不可。并且，往往是他老人家作最后的检拾和验收。我离开图书馆近四十年了，至今仍不忘图书馆的扫帚和抹布，几次梦中，仿佛手中还拎着它呢！
    宋公又有点偏执。馆内的一切办公桌椅家什，他不但要求干净，而且摆放必须规整。记得会议室有张八仙桌不平整，他让全体职工停下手中的活计，一齐来研究和讨论桌子的摆放法则，再让大家一个个依次上前去摆放调整，然始终未见悦色上脸，他老人家只好亲自出马，将高大的身躯佝偻下去，分别将桌子的四只脚提了提，摇了摇，之后，将事先准备好的厚薄不一的垫片，塞到应该塞的部位，拿眼睛左瞄瞄右瞄瞄，如此再三，忙乎了半天，最后，他终于点头了，眼睛里渐渐地绽放出一种异样的光芒。
    文革时期无时无刻不充满着斗争和陷阱，人人自危。然宋公洁身自好，从不结小圈子，除了同新华书店一位叫胡松林的党员干部稍有走动之外，几乎不与外界打交道；他烟酒不粘，过着僧人式的生活，头发都不蓄一根，还有什么辫子给别人抓呢！
    宋公崇信马列，马列的精髓是阶级斗争，当时有些“左”的行为亦在情理之中，但有一件事却令我对宋公另眼相看。那是“文化革命”后期，本馆的宁南勋同志被定为漏网的地主分子，黑牌子掛了，人也被“专政”起来了，批斗也搞了若干场，老宁只等着唱“好了”歌了。时宋馆长已被结合进了革命领导小组，他提出还必须派人到老宁的老家作一次外调再最后定性。军代表和工宣队便派我和宋馆长去老宁老家隆回乡下作外调。通过几天调查访问，看到老宁老家那个破败的样子，我都要掉泪了。心想，这算个什么鸟地主！况且，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省城教育部门工作，靠工薪养家糊口，顶多算个下层旧职员。宋馆长十分同意我的意见，并不无愤懑地叹息道：这也算阶级斗争？提早和及时将宁南勋同志解救出来，其实是宋馆长一手操持的，大概知道究里的人不是很多。又听说，他曾经几度把加工资的指标让给生活困难的职工。这终于使我们认识到了宋馆长并非是一个四大皆空的苦行僧，而是一个人，透着人性之光的凡人。

2004年10月

（作者原为湘潭市图书馆干部，现在湘潭市工人文化宫退休）